汉源：古路村索道加紧建设 村民已尝甜头

雷导阳气，以升于天而生万物。

性善 一、考察人性的两种进路孟子的性善论代表儒家对人性的理解，也构成了儒家道德教化学说的形上学的根据。人的良心（仁义之心）会在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的好恶之情上呈现出来，这个良心，包括良知和良能两个方面。

按朱子的解释，未发是性，已发是情，心兼赅体用性情。这里所谓缘境，借用了佛家的说法，缘是因缘的缘，因当下所缘境的不同，那个情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人们经常会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帛书《五行》篇已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端的概念，孟子也延续了对端的这种理解。不受许（吁）差（嗟）者，义之理也。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情感都是感性的[1]82。比如孟子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形色是人的天性。46内藤湖南著、马彪译：《清朝的史学》，《中国史学史》，第379页。

52内藤湖南著、钱婉约译：《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第137页。7内藤湖南著、钱婉约译：《清朝史通论》，《中国史通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636页。见氏著：《内藤湖南的中国学》一书第十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内藤湖南与近代中国学术》，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四或许是内藤对《文史通义》创新性与批判性的认定，引发了胡适的关注。

【18】二人前后发现章学诚，亦借此引以为学术知己，但他们所发现的章学诚并不一致。49钱婉约对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围绕尧舜禹展开的中国上古史的辨伪工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47】按照内藤的逻辑，哲学提供的是原理、原则，史学则关乎事实的记录，这也是现代学术分科的通常认识，因此他才会将章学诚所说的六艺皆周公旧文理解为记录之意，六艺之文不过是原始的史料而已。张尔田对章学诚的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脉络中展开的，其视角是内生性的，并未割裂经史，无论是尊史还是尊经，只是侧重点不同，经史本为一体，经为常道，借史而彰，史是实录，道贯其中，如章氏所谓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29】所以，与章学诚绕开孔子尊周不同，张尔田持相反意见，认为欲尊周公，须参照孔子之言：夫六艺皆周公之旧籍也，而有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今文诸说是也。

他说这一点没有人注意到，哪怕是崇拜章学诚的学者，对于治旧学张尔田的批评是不难体会的。天不生孔子，则群圣之道尽亡，虽有王者，无从取法矣。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26】但有德无位，故无制作典章之权。【13】内藤文库另藏有张尔田1934年所写《敬挽内藤湖南先生》七律一首，此诗既是哀悼，亦含回应赠诗《山庄除夕》之意。

【5】笔者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时，曾亲见该校图书馆内藤文库藏有《史微》辛亥本和壬子本，可见内藤说的三薰三沐并非客气话，从内藤1907年任教京都大学后所授课程，也能印证这一点。54傅佛果著、陶德民译：《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第185—186页。

34张尔田：《为定孔教为国教事敬告两院议员》，《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9期，第11页;此文又刊登于《庸言》1913年第20期。4马奔腾：《王国维保存的张尔田书信》，《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80页。

6《年谱》，《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666页。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章学诚竟是在经过一次越境旅行与一番言说之后方被他的故乡再次召回与重新评价的。2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有关孔教问题，还可参考张尔田《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5期）《孔教五首〈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东京〉》1914年第3期）《驳某君论孔教非宗教孔子非宗教家书》（《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1期）《论说论孔教与东南兵祸之关系及一年来对于孔教诋毁者之心理》（《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8期）等文。日人所设东方文化会，从时间上推断当是1931年12月10日建立的东方文化联盟，总其事者即内藤湖南。他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的理解，就带有鲜明的现代史学意识。

虽然他自述第一次为章学诚作年谱的竟是一位外国的学者，令他感到惭愧，于是产生重修章氏年谱的动机，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应是他从《文史通义》里看到了革命性的思想资源，才如此兴奋雀跃。44陶德民著、杨民译：《内藤湖南进步史观的形成——对章学诚 〈文史通义〉 的共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3页。

19《史微·凡例》，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5页。张氏总结道：夫孔子，大圣人也，周公亦大圣人也，周公之圣为一代致太平，孔子之圣则为万世立名教，孔子之微言大义莫备于今文，周公之致太平之道明而孔子损益旧史垂教万世之义亦明。

【59】而当内藤氏以史料论史、视章氏之学具有哲学特质时，其论述的现代意味不难体会，且内藤在二元视野内看待章氏之学，于是非本末之间讨论经史问题，无疑是谬以千里的，可以说他是以一种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40张尔田：《为定孔教为国教事敬告两院议员》，《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九号，第11页。

《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第6页。【49在】此之前，受兰克史学影响的重野安绎（1827—1910）已经在其著述中对《大日本史》《太平记》进行了严厉的史料批评，认为世上流传之史籍多存史实讹误之说学问终归于考证，并在《儿岛高德考》《楠公夫子樱井驿站离别》等文中提出儿岛抹杀论，【50】这些鲜明地反映出彼时日本实证史学的知识氛围。虽然，在作为学生的夏鼐看来，在不可阻挡的知识与制度现代转型的大势面前，他的坚守无异于在做美满的梦，【71】但也应意识到，张尔田眼中的异域谲觚之谭，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自有其合法性，但不可能全然替代另一种知识与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有限性必将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来。【32】是故，孔子以一身备天德王道之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天不生周公，不过关系一姓之兴亡而已，而牺农尧舜禹汤文武之书犹在也。13张尔田回信现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

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30《史微·古经论》，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150—151页。

当是时，孔子起，思以存前圣之业，袭取其义，述而不作，六艺因之而折中儒家，亦由史而经，正所谓：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47《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说》，《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第68页。

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遯盦，浙江钱塘人，中国近代史学家、词人，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清史后妃传》《遯庵文集》等书。《本末》体的出现，可说是回到了最早的《尚书》的体裁。39子安宣邦著、王升远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5—46页。内藤在中国学方面涉猎广泛，在中国史、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甲骨学、敦煌学、目录学史、满蒙史地等领域，皆卓有建树。

就此而论，无论是章学诚，还是张尔田，与内藤的认识皆存在着云泥之隔。45内藤湖南著、马彪译：《清朝的史学》，《中国史学史》，第286页。

29《史微·古经论》，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第150—151页。5孙文阁、张笑川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晚清以来形形色色的史学史著作中，几乎无人提及张尔田，而梁启超则备受尊崇，一直是文史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它与《文史通义》相比，虽不能算是名著，但它说明这样的名著虽不可能连续出现，但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想到它，并立志复兴它。